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市政协副主席  民建安庆市委主委  童学军

自2009年2月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以来，我市小额贷款公司获得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市有小额贷款公司37家（其中城区15家），注册资本金18.58亿元(其中城区9.28亿元)。2011年，仅城区周转额近120亿元，城区实现税收近5000万元。它们通过其独特的信贷优势，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的问题，维系了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有效调动了民间的资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经营中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是身份定位不明确，运营成本高。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人民币业务，却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从事存储业务。小额贷款公司的非金融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吸纳社会存款扩大资本，同时这些机构在银行的存款也不能享有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利率，只能按一般工商企业的活期存款从事业务往来，利率远远低于金融企业的同业存放利率。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成本，变相加重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负担，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遭遇税收政策“歧视”，税负较重。为避免吸储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确立了一个铁的纪律：禁止吸收公众存款，只能依法开展贷款业务。小贷公司执行的税收政策与金融机构存在明显区别。银行在计算利润时不仅扣除了各项银行业务费用，还将吸纳存款的利息成本做了扣除；而小贷公司发放的贷款主要来自股东注入的资本金，这些资金不存在利息成本，小贷公司可以计入成本的费用只有人员工资、招待费等不多的费用，因此缴纳所得税时税基比较高。另外，小额贷款公司除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5.56%的营业税外，股东分红后个人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小贷公司税收负担较重。同时，银行能享受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其他贷款利息收入减按3%缴纳营业税的待遇，而小额贷款公司却无法享受此待遇。小额贷款公司税收负担过重，利润空间较小，税后利润和股东分红有限。

三是监管机制弱化，经营风险大。省级人民政府拥有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和监管权。人民银行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管。银监会和公安部门主要查处非法集资。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管工作是由县级工商部门负责。这种分散型外部监管设计实际上是把除法律禁止之外的监管职权均授予了地方政府行使,而地方政府又未明确全面监管的责任机构, 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监管主体弱化和虚化风险，监管效果很差。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监管机制的缺陷培育了该行业无序发展的土壤。一些非法的民间借贷组织和少数违规经营的小贷公司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对小贷公司的正面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味追求高利率进而实现高收入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一种普遍心理，这也为行业发展留下了隐患。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水平高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几倍甚至更高，一方面加重了贷款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加剧了贷款违约率。温州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事件，应引起大家警示。贷款违约事件出现，也必然加大小贷行业的经营风险。

四是自身面临融资难题，持续发展能力弱。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其中，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后续资金匮乏。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不超过2亿元，但是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的融资需求旺盛，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把全部注册资金都贷出去了。按照人民银行再贷款的管理办法，小额贷款公司无法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国家开发银行的批发贷款也无缘享受，所以只有增资扩股和商业银行拆借。增资扩股无非是新增股东或原有股东增资，但受入股人数限制，实际融资效果并不明显。而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向银行融资时不能享受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只能依照企业贷款利率执行。加之，商业银行贷款对抵押、担保要求很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成本明显偏高。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在短时间内将一批资金全部发放贷款后，只有等待定期还贷或者寻求更多的投资来维持资金周转，这种资金运营模式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长期发展和业务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