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与毛泽东的交往

李烛尘与毛泽东的交往

     (之一)      

安冠英

　　李烛尘是我国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忠贞的爱国者，实业界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我国民族工商业家的楷模。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都是湖南人，所以毛泽东多次说李烛尘是“我的这位湖南同乡。”但是，他们之间的朋友、挚友、诤友关系，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而是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相识到相知，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各抒己见的一次谈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李烛尘与范旭东、侯德榜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苦心经营并发展成为在亚洲规模最大的“永（永利碱厂）、久（久大盐场）、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企业由塘沽迁到四川，在内地重建化学工业基地，并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李烛尘任主任。在重庆，李烛尘和周恩来经常往来，逐渐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了解和认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李烛尘被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感动，在重庆《大公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欢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赴重庆谈判。9月17日，李烛尘应邀参加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着重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我们对民族资本家是当成朋友的。”

　　李烛尘较早地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的一席话，更坚定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向走在最后的范旭东提出：“如果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经济部部长？”范旭东诚恳地回答：“我只能办实业，作不了官。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李烛尘，他不仅是技术专家、实业家，而且还是经济管理专家，适宜当经济部部长。”

　　毛泽东问周恩来：“我的这位湖南同乡怎么样啊？”周恩来满意地说：“很进步，很有胆识。”就这样，毛泽东把这位湖南老乡牢牢地记在心里，就在他离开重庆前几天，特意请李烛尘共进午餐。

　　重庆辣子比湖南辣子多了一点麻味，添一点辣酒，再加上湖南乡音，倍感亲切。席间，毛泽东再次阐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李烛尘也毫不隐讳，坦诚直言：“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同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是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毛泽东见李烛尘这样直率非常高兴，说：“这么大的国家，应该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存在，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马上接着说：“要是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应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改善民生，首先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希望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毛泽东说：“有道理。李先生和范先生创办近代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

　　李烛尘长子李文采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在重庆，见父亲回来，就问印象如何？李烛尘发自内心地说：“毛泽东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自此，他们成为朋友、挚友和诤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底，李烛尘收到一封由中共地下党员交来的一封密信，急忙拆开，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诚恳地邀请他参加新政协，希望他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李烛尘认认真真地读了好几遍，他感谢毛泽东的信任，从中也受到教育和鼓舞。1948年9月20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中央关于邀请平津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新政协给华北局的指示》的名单中有“产业界李烛尘”。在党的影响下，李烛尘带领天津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之前，李烛尘曾劝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虽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瓦解了敌人的士气。即而，李烛尘成功地劝降了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天津解放之际，李汉元起义，完整地保存了警察局的档案和财产，保护了被捕的同志。

来源：民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