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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的情理法

发布时间:2016-08-03 10:35:00  点击::  来源:民建办公室  作者:管理员

民建的情理法 
  


蒋达宁  
   
   我成为一个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迄今算来已有43个年头了。际此纪念我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回忆一下自已受会的教育培养经历,对我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怎样回忆呢?这是一位香港的政协委员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对我国的法治与人治问题提出的批评。他说法治较完备的国家应该是法理情,法是处于第一位的,大陆却首先是讲情,把情话在第一位,而情往往又与权势有联系,所以弊端丛生,误了国家大事。我觉得这位委员言之有理,深受教益,不过从我接受民建数十年教育的体会,我 却认为情理法的程序是符合实际的。当然我不是否定那位香港委员的批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大道,我讲的是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我不过是借此来概括我对民建会的三点粗浅认识。 
  先说“情”字。我认为组织与成员的关系,首先要建筑在感情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组织的凝聚力和成员的向心力。想当初我加入民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朦胧的想法,资本家不管大小,要想入党那是妄想,若能参加一个进步政党总比没有组织依靠为好。当时我在户湾区参加工商联的筹建工作。在区里参加了民建会。由于我担负了一些工作,经常与市会组织处有交往,认识了当时的处长胡铭绅同志。这位同志善于做人的工作,他经常找我谈心,上至国家大事、会务工作,下到家庭生活、个人兴趣爱好,我们各抒己见,无话不谈。有时在他寓所谈到深更半夜,还似乎意犹未尽,但他比我年长,涉世面宽,早就受进步思想熏陶,所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也比较多。记得在大合营后不久,在他家里谈起我的工作去向,无意中分析起我的中小工商业者的代表性,他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可能到市里参与之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想一个基层的普通人,在这里主持工商联的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了,哪有到市里工作的妄想。老胡边谈心边鼓励地对我说,你是民建成员,有组织可依靠和帮助,怕什么?如不嫌弃,我还可以当你的参谋嘛!果然,1957年初,市工商联经叔平副秘书长上调全国工商联,就通知我到市工商联顶他的职务。铭绅同志寓组织对会员的关心于平常聊天之中,使我感到组织的温暖和亲切,增长了我对组织的感情。有了感情,就会事事想着组织。记得1957年的冬天,交运局部份支援青海的私方、小业主返沪,他们对当地的政策处理不满,要向工商联质询,少数人还情绪偏激。恰巧是我处理此事,我一面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一面委托老胡请当进交运局的民建负责人协同进斡旋,终于得到妥善解决。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我还深记当年紧张的一幕。由此我联想到这些年来不少组织的领导和干部,他们关心和帮助会员做了话多好事,会员就会对组织萌生真挚的感情,组织的凝聚力才能有比较牢靠的基础。 
  再说个“理”字,俗语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觉得对会的认识,光有感情是不够的,还得认真在学习中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我会的实际结合起来,通俗地说把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正确认识民建各个埋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我理解,这是从感情上对针对的认识上升到理性上对会的认识。民建会历来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把学习的重心放到自我教育上,成为三个优良传统之一。回顾从开国之初学共同纲领到九十年代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乃至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和大爱一样都参与了学习,经历了风风雨雨,提高了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中间有清醒也有迷惘,有兴奋也有懊丧,为什么?我认为归根结底是人生观的问题。这使我想到一次难忘的学习。那是在1964年1月,组织上通知我去北京参加民建工商联合办的读书会,同行的有荣鸿仁、张鹤龄。为期一个月,全班仅30人左右,由当时的“两会”领导人孙起孟、孙晓村具体领导。使我特别感动的是两位孙老与我们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这个印象深极了。在学习过程中,我记得先从国内外形势学起,继而泛议了民建工商联广大会员的政治思想动态,边读文件边讨论,象练太极拳似地论了几天,似乎搞不下去了。两位孙老找我们四个组长分析研究,原来是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所谓骨干分子习惯于拿着手电筒照人,就是怕触到自己的痛处。找到了原因,领导上便晓之以理,作了引导,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一直谈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并作了自我解剖。我带头摊出一些埋在心底里的想法。我说:解放以后,我跟随党走了15年,参加了工商联工作,自问一贯勤勤恳恳,基本上没有走错路,也不落人后,可人事变迁,看到不少人后来居上,于是我感到委屈,乃至埋怨组织上不公正的待遇。我把这些想法合盘托出,不仅未遭到同学们的卑视,反而受到领导的赞扬,认为学习就是要突破爱面子的观念,讲出心里话。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对待事物要有“忘我”和又不“忘我”两种自觉的素质。作为民建工商联的干部,对要求提高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的自觉来说,决不能“忘我”,要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不断地接受群众监督,更严格要求自己;在对待工作待遇、名位安排上决不能斤斤计较,要有忘我精神,要经得起能上有下的考验。 
  那次学习之所以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会内思想建设所处地位重要的道理——通过学习,可以帮我们不断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任何风吹浪打,也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我说“理”字,可否解释为学习理论与工作实践的结合,是参政党成员不断适应时代进步的重要武器。 
  最后,我再谈一点对“法”的看法,国有国法,会有会章,以会章为依据,重视会的制度建设是组织与成员应该共同担负的责任。我有幸在孙起孟主席身旁工作、聆教了五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这是起孟同志经常在大小会上引用的一句成语。他一贯强调会的任务一经确定,重在贯彻落实,如果没有非常重视会的规章制度建设,为了增进会内团结,增强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合力,提高工作效能,起孟同志还倡导一种年终讲评制度。我曾经参预过1987年这个制度的试行,那次会上干部们敞开思想,对会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起孟同志亲自参加,非常热情地肯定这个制度的可行性。果然去年我看到了会中央普发给地方组织的年终讲评纪要。这个文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堪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又如我们的会员守则在广大会员中受到欢迎,不少成员以此作为行为规范,有的区组织还把它作为年终比的准绳。这也是一种组织与成员之间法规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深深感到,我们对组织的感情和理性认识,有了章法和制度的保证,将会愈来愈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一点,我这个有40多年会龄的老会员是深信不疑的。欣逢会的五十年大庆,能同组织说些心里话,我感到兴奋与舒坦。 




 






来源:《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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